二、 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分析

青少年犯罪与其他犯罪一样，也是社会各种消极因素在个别青少年中的集中反映，其犯罪是主观因素与社会、学校、家庭等客观因素相结合所造成的，概括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观因素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转折点，青少年因其生理和心理诸因素都处于“变化活跃期”也可以说是“热变化”状态，加上其生活经历也比较简单，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景”都很难有正确的把握，这样只要“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冲动”或者是“颓废”两种极端心态。具体表现为：

1、道德意志薄弱。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青少年正处在高度的社会化进程中，身心发展都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强，拒腐蚀的能力较差，如果受到外部条件的不良诱惑和熏染，就容易走向反面，形成“孤注一掷”、“偏激浮躁”、“报复仇视”等心理，甚至沦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2、是非观念模糊。由于青少年的社会阅历浅，缺少必要的是非观念，在他们心理上最容易表现出：一是重感情。往往以哥们义气代替健康的友谊，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见， “从众同流”心理严重，不知不觉就造成了违法犯罪；二是易冲动。往往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感情用事，以致造成明知故犯的严重后果。

3、价值观念扭曲。由于受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一部分青少年形成了畸形的价值观：“浓缩人生”、 “老实吃亏”、 “法不责众”等错误的价值观，而互助友爱、无私奉献却被他们视为傻瓜，自私自利、唯权唯钱成为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不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必然导致不良的行为，成为违法犯罪的心理动因。

（二）、客观原因

1、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由于我们工作中忽视了对孩子思想的教育，加上社会上请客送礼、贪污贿赂等腐败现象的影响，部分青少年对社会产生怀疑和矛盾心理，失去了是非观念，甚至对正确的东西也持怀疑态度。有的违法犯罪分子毫不隐瞒的说：“人活着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能贪污的贪污，能受贿的受贿，我不能贪污也没条件受贿，只好采用笨重的办法去偷去抢。”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这种人藐视国法，大胆作案，抓住了坐几年牢，抓不住算我走运，吃喝几顿，快活几天。如一起盗窃案件中，涉案的几个年轻人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由于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影响，几个人经常单独或与他人合伙盗窃、抢劫。有时盗窃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有时抢劫现金，来充实他们空虚的精神生活。他们不是靠勤劳的双手去致富，而是抱着幻想，以身试法，去盗去抢、去骗，最终走上犯罪道路。

2、外来腐朽思想和文化的腐蚀。随着对外开放，旅游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腐朽思想生活方式也象苍蝇一样飞了进来，在青少年中产生了不良影响。青少年身心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吸收能力强，而批判、辨别能力差，容易把坏的当成好的去仿效和追求。加上我们缺乏正确的引导，促使他们为追求物质精神享受而不惜挺而走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3、就业不足，使无可事事的青少年有时间去违法犯罪。现代化的生活促使青少年成熟的比较早，有些人在十五、六岁就具有了成年人的思维能力和生活要求。他们成熟之后，在生活上、经济上就有了独立的愿望。他们容易经常“自我设计”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要求周围的人尊重他、理解他，希望自己成为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就业问题除经济意义之外，还反映出他们一种精神方面的需要。这个问题一旦得不到解决，他们就会产生消极的心理反应。生活的困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正当权利没有得到正当保障，产生反抗心理。

4、国家机关工作中存在某些问题，对青少年犯罪起到催化作用。有些地区的政法机关对犯罪活动打击不力，许多重特大案件长期不能破案，或虽已破案，由于案件久拖不决，失去应有的现实意义，起不到震慑犯罪的作用。有的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立案不查或久拖不决给那些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一种侥幸心理，以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以至于使其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能自拔。有的公安机关办案人员为了某些经济利益或达到某些领导下达的抓人指标，该从轻的不从轻、不该拘留的也拘留了。还有的劳改、劳教场所管理不善，教育不力，使他们在服刑或管教期间不仅没有受到改恶从善的教育，反而彼此学习了不少犯罪的经验，有的甚至在释放途中就继续作案。

5、家庭的不良影响。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真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的更为丰富。现代家庭在经受各种诱惑的同时，也逐渐在发生变异。这对孩子幼小心灵产生了重大冲击，各种心理“畸形”的孩子应运而生，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压力。这主要表现在：

（1）、家长的生活方式不当或行为不端。如家长挥霍浪费、无限制地给予孩子零花钱、参加赌博、封建迷信活动等，对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给其违法犯罪心理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

（2）、家长监护不力、寄存孩子现象突出。这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个“新事物”，父母打工在外或因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孩子，就将孩子“寄存”在别处——外婆家、奶奶家、亲戚处，让孩子从小就感受不到他们的爱，给孩子心灵造成了阴影。形成“妒忌心理、孤僻性格”，使外界的不良诱因有了可乘之机。在近几年的各类青少年犯罪中，寄存孩子犯罪数占到了20—30%的比例，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3）、家庭环境恶劣。父母离异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据统计，在近年，我国离婚率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父母离异后，许多孩子无人照管，即使有人照看，也是要遭受到“后妈”、“后爸”的冷眼和排斥，给孩子心理留下痛苦的创伤，形成孩子“仇恨心理”“报复心理”。

（4）、家长教育方法不当。家长无原则的溺爱、袒护，使孩子对自己不良行为产生“合理感”，让孩子形成“以为恶小而为之”的心态，等孩子问题成堆后则采用极端粗暴的压制，甚至是棍棒交加，赶出家门。许多青少年的失足与此有关，最初是长辈的喜爱、夸奖，周围人们的称赞，使孩子产生了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态度。等到罪错成堆，家长感到没面子，就采取无情的谩骂毒打。这样从对不良行为的“合理感”未经任何思想转化突然变成“犯罪”，成为大众指责的对象，则容易引起孩子剧烈的心理矛盾，随即产生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将孩子“推”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可以说是现代父母教育孩子的一个怪圈。

6、学校教育失误。如果说家庭是孩子心灵成长的土壤，那么，学校就是孩子心灵成长所需的营养，学校是塑造孩子美好心灵的生态场。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生态，必将对孩子心灵后天的成长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但如果教育方法不当，也可能使学生染上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我国的教育环境和局部的教育生态状况，从目前来看，还有诸多弊端，“云南马加爵事件”充分暴露了我们现代教育生态里的不足。学校教育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形式：

（1）教育思想不端正。由于升学的压力，倡导了好多年的素质教育改革又成了完全的形式主义，依然被应试教育的反弹所占据，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随意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习压力重，厌学情绪严重，甚至为保少数“尖子生”而将差生拒之门外，差生遭受歧视，导致学生厌学、逃学，甚至流入社会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低龄化”，原因就是大部分青少年中学毕业后，升学不能，又不愿进入职业技术教育，只好走向社会不分是非“随波而混”。

（2）学校监管不力。一些学校管理不善，规章制度不健全，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不能进行及时的帮教处理，导致问题沉积，校风不正，甚至产生违法犯罪团体。

（3）是教师职业道德滑坡。市场化，为教师的智力财富变成现实的物质利益搭上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但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少数教师忘记了为人师表的宗旨，利欲薰心，违规收费、向学生推销商品、向家长索要财物，学生不能满足其欲望时则遭受百般歧视，造成部分学生产生对抗心理，违规作对。

（4）教育方式不当。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教育和性知识的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从现实来看却不容乐观，95%以上的基础教育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即使少数学校有，也只是做个样子，完全放在“副科边缘”的位置。另外少数教师对违纪学生缺乏耐心的说服教育，动不动就施用体罚和变相体罚手段，轻则讽刺挖苦、罚做作业、状告家长，重则谩骂殴打、处予罚款、赶出学校，致使学生畏惧，最后干脆逃学，流入社会参加不健康的活动，或者违法犯罪。
    7、社会诱因的侵蚀。社会的影响在孩子心灵成长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常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在一定层面上不无道理，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腐化的“泊来品”蜂涌而入，加上我国体制转型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社会环境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恶化，特别是校园周边环境的混乱是造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

（1）社会不良环境对学校教育产生了抵毁作用。如校园周边开设电子游戏室、网吧、卡拉OK厅等，部分业主唯利是图，播放各种恐怖、枪杀、抢劫、强奸、绑架、色情等影片，吸引青少年出入其中，以致染上不良习气。目前出现青少年犯罪类型的恶劣性与此不无关系。 

（2）社会上的小群体的吸引和束缚，使部分青少年不能自拨。这些小群体的青少年游离于犯罪边缘、行为异常，对一些有不良倾向的青少年具有影响驱动作用。这种小群体通常由社会闲杂青年和流失生组成，经常三五成群地在学校周围活动，吸引和拉陇学生加盟。小群体中，参与结伙打架，偷盗勒索、赌博淫乱等违法犯罪的情况不胜枚举。他们往往重哥们义气，经常一起吃喝玩乐，青少年一旦入伙，难以自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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