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

许锡良

       受鲁迅先生的影响，经常喜欢用批判的眼光来观看种种社会现象，而且又总喜欢把千年古人也拉出来陪斗。似乎有点“文革”时作检讨必须深挖思想根源似的。后来这种爱好又在读《柏拉图全集》时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强化。再读到笛卡尔与休谟那里又增强了我的怀疑的方法与怀疑意识。总之，现在养成了写东西，说话总不那么厚道的味道。其实这只是针对学术思想而来的，本人在个性及性情上还是受了传统的性善论的影响，总的来说还是与人为善的。

       身为当代中国人，为什么要批判传统文化？为什么不学学西方注重传统，特别是走走西方式的文艺复兴之路？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之传统与西方之传统并不是一回事。中国恢复传统可能只是在走老路，回到专制的野蛮里去而已。因为中国传统既无科学，也无民主。只有混沌的独断论。这与现在的世界潮流是不同的。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却是恢复民主与法治，重新弘扬人的价值地位及科学精神。所以，不能够简单的类比。

       我对传统文化有着十分失望的判断。这个判断最早是源于鲁迅先生把中国的历史分成：“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其概括之偏激却又那样深刻，不能不能令你信服。后来这种感受又在“戊戌变法”六君子之首的谭嗣同的《仁学．二十九》中说过的一段话里也得到验证：“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这话也同样偏激，但是你还是不得不服。就是毛伟人也说过中国历史是“百代都行秦政制”，这个话应该是有根据的。我就是被这样带进了这样一种信念里了。后来在孔子的家乡读了三年硕士，深入经典，也深入这里的风土人情，又印证了以上二位的先贤们的判断。毕业时我决定离传统文化发源地越远越好，所以，我这才选择来了广州，这个南方重镇。现在看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其实都是孔门儒学的后代，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感觉这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而已。只是北方所有的，在南方比较分散一些，没有那么集中表现而已。而且在广州这个城市里，没有多少人会轻易干涉你的私事，只要你不影响别人。这与受孔子影响深远的家乡还是有点不同的，他们那里有人动辄会要站出来捍卫一种叫“道”的东西，这一捍卫你几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我对传统文化最为失望的还不是在人际关系的复杂上，而是在政治制度上。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都是“儒表”与“法里”的相互配合。在这里，如果从一个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来说，行政正义应该放在第一位的，行政效率放在第二位，行政安全才是放在最后，因为没有前二者，特别是当没有了行政正义时，行政安全就不会有，也不应该有，自动下台就是唯一选择，这就是现代政治理念的基本原理。因此罗尔斯在其《正义论》里语气坚决地这样说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与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美国］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第3-4页。)

       可是孔子怎么定义正义呢？“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通俗地说，父亲偷人家的羊，儿子替他隐瞒；儿子如果偷人家的羊，父亲替他隐瞒。这就是正义。在这样的正义观下，中国人几千年来办事都没有什么原则。一切信誉与仁爱都只发生在亲人或熟悉的人那里，而对于陌生的人，对不起，能坑就坑，能害就害。孔子就不想想人家的羊被人无故偷走该是多么伤心。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就不需要讲道理。在这里就难免会在公事中讲人情，分亲疏，形成小圈子，凡是因人而异。提不到“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度来看待政治制度的设计。在不需要讲道理的社会里只能相信丛林法则。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就是握有武力的土匪和不讲规则的流氓往往容易胜出。你看看市井小流氓刘邦当了皇帝之后的得意样子就知道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为了最终能够有资格吟颂这首诗，他与项羽争霸过程中什么流氓无赖手段都耍尽了。所以，为达到目的而类似的不择手段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安全始终被放在第一位。为了行政安全，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掉的。特别是行政正义与行政效率。这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的历史渊源。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流氓政治家与土匪政治家。读中国的二十四史简直如同读一部流氓与土匪史。与这样的正义思想观有没有关系呢？应该是有关系的。尽管，这不应该完全让孔子来负责。

       儒家本来也是要以行政正义为优先考虑的。儒家主张为政要廉洁自律，清操自守，施政也要以“仁德”为本，考虑人民的承受力等等。这本来还是不错的，可是由于对正义的认识含糊不清，以人性善为政治理论的基础，又是那么轻信与软弱，实施严重乏力。所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的儒家实际上只在几千的时间里，在政治上扮演着涂旨抹粉的角色。骨子却被法家所占用了。法家的政治观念是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的，一切以权力为中心为原则来考虑一切问题。所以行政权力的安全就始终被放在第一位。为了行政安全，法家使用严刑峻法、鼓励相互告密，一切为了最高的权力。其他只是这个权力的工具。所以法家其实并不怕贪官。他们最怕的反而是清官。因为清官可以没有负担地按儒家主张来作一定的抗争。在听话方面会有些折扣。“文革”时一方面大搞个人崇拜，无法无天；另一方面要极力“扬法批儒”，其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在必要时为了行政安全而牺牲清廉的要求。甚至公开鼓励臣下的贪污行为，以消弭其过分的“大志”。因为一个大臣如果一不为利益所诱惑，二不为死亡所惧怕，那么这样的人就可能有造反的嫌疑。这是皇帝最为忌讳的。比如赵匡胤的“杯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就是最好的说明。因为你贪污得越多，你就越害怕。服从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臣下的忠顺远比清廉重要得多。(所以你不难理解为什么乾隆就是喜欢和珅这样的大贪官，因为他最听话，也最好摆布。)在法家看来，臣民的顺从是无条件的，而在儒家，特别是孟子那里却是有条件的。孟子甚至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并且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法家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法家从不相信儒家那一套仁义道德。所以主张利用特务机制来监督。在这里为了行政安全，“用一人焉则疑其私，而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所以，在明朝时就是先设东厂，以监督百官，后又设西厂监督东厂，这样一来西厂的权力又大了，所以再设锦衣卫来监督西厂。再利用太监来监督锦衣卫。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总难免冗官冗吏，编制不断膨胀的原因。

        中国在这种“外儒内法”的政治体制下，形成整个社会道德虚伪的强大的社会基础。“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秦晖著：《吏治改革：历史与文化的反思》，选自赵汀阳主编《论证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312-359页)纸上是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是权力中心主义。这种“表”与“里”完全相反的差异特点，长期以来塑造着中国国民的精神的两重性格。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这样的社会特点：“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用儒家的“仁义道德”装点门面，用法家的严刑峻法，即“法、术、势”来实施统治。其结果只能是“好话说尽，坏事干绝”。前者务虚，后者务实。我国“文革”时公开提倡返回法家，因此普遍存在的告密，记黑帐，告亲并划清界限等都表现了中国法家术势的再次沉渣泛起。许多人以为中国是儒家的性善论占统治地位，其实儒家文化只是表面上占统治地位，而法家的性恶论才是占统治地位。以性善论对待皇帝及其官僚体系，以性恶论对待被统治着的百姓。同样是犯罪，对上是“刑不上大夫”，而对百姓却是“大胆刁民”。深刻反映了中国官本位社会的特征。中国的法与西方法治之法最大不同点是西方以人民为本位，以宪法为最高权威。而中国是以权力为本位，以皇帝为法律最高权威。我们经常把中国的法家与西方的法治互相混淆，往往是由于没有分清之二者的本质区别。

        说的与做的完全不同。一个民族几千年来就是生活在这样表里不一的文化里。这对于作为一个统一的人格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这非常容易造成人格的严重分裂的。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另一支文化重镇即道家横空而出，并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这里，道家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早一百多年前美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曾经感叹中国人不相信上帝而能够活出这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来，而且似乎没有要中断的迹象。其实他还不清楚，中国人创立的道家学说在这里起到了非常关健的作用。所以后来鲁迅先生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鲁迅《小杂感》，《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98页。)这说明了鲁迅先生看到了道教文化在中国的特殊位置。因为，在这样严重分裂的社会里，人们仍然要活下去的唯一办法只能是“以游戏人生的心态，人们就可以在‘儒表’与‘法里’的巨大反差之间表现得漫不经心，以无所谓的，不必较真的姿态适应那种说的一套，做的另一套的生存方式。”(见秦晖著，《吏治改革：历史与文化的反思》，选自赵汀阳主编《论证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326页)，所以老庄思想，在这样的人格分裂的危险中充当了一种润滑剂的作用。清朝有一著名书画家郑板桥先生有一幅妇孺皆知的字幅：“难得糊涂－－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说白了也是在这样的人格分裂的社会文化里不得不学会的生存法则。不糊涂不行啊。太清醒了会难以适应这样的阴阳两面的、矛盾的社会。

        中国名为性善，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性恶论”大行其道。故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防民之心甚于防盗。人与人之间更是相互不信任。因为常常“祸从口出”，所以对于想要说的话也常常是：“话到嘴边留三分”；“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掉抛一片心”；“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守口如瓶，防意如城”；“防人之心不可无”；“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人情似纸张张薄”；“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神鬼怕恶人”；“有奶便是娘”；“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等等，可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性恶论。人们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从这些话里就可以得出。所以，中国人一辈子都必须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学会生存，学会做人。所以一直活得很累，也很痛苦。其原因就在这里。

        另外，我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原因，还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中的幽暗意识。这种幽暗意识首先来自于道德的虚伪与现实刑罚的严酷。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的太监文化。这就是法家政治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法家用于防人的性恶论的直接产物。既要利用奴才，又要防止奴才们通奸，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他们都阉割了。然后又靠他们来监视百官。甚至“自宫”成了成功的秘诀。金庸先生在其武侠小说《葵花宝典》里说：“欲练神功，引刀自宫”，正是这种太监文化的生动反映。文革时普遍的检讨现象，与自虐情结，也是这种文化的反映。因此自古中国政治形成了特有的“内朝政治”或叫“宫廷政治”。毛伟人一生读了17遍还觉得不够的《资治通鉴》其实就是一部残酷的宫廷斗争史。在这样的传统的思想文化下，中国产生出来的专制制度比西方的封建贵族制要专制野蛮，残酷无情得多，也幽暗得多。

       在这里也相应地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畸形病态的审美观。即以一切柔弱病态为美。如龚自珍所批判的以“病梅”为美，以缠脚小到三寸金莲为美，以林黛玉的肺病晚期为美，以杨贵妃的血脂过高为美，以西施的心脏病晚期为美．．．．．．等等，数不胜数的审美病态。一个好好的站立着的俊美健壮的刚直的小伙子的弥勒佛来到中原大地以后，成演变了一个坐着的肥肠满脑的笑着的老奸巨滑的糟老头。

       中国传统文化中唯一值得称道的科举考试制度，却因为只考了八股文而使中国人无法面对现实作出明智的选择。确实在西方也还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中国的科举考试确实能够圆许多人的精英梦。曾经有过多少人，“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在这里公开竞争，要做官入仁途都必须参加全国的统一考试。这对中国在没有什么正义观而只有人情观的情况下，给了社会中底层的人以一定的机会。但是，因为长期以来考内容与现实要求的素质相去太远，所以在西方人坚船利炮面前，科举考试的弊病也暴露无遗。不得不废止。这本来给中国人一个走上科学民主法治社会的契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中国人的传统意识太强了吧，也许是因为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太为巨大吧，中国居然没有能够走过这个坎，却在废止科举考试后又回到了唐以前的“察举中正制度”，再一次像当年举孝廉一样走着一条极其容易任人唯亲的没有公正标准的腐败之路。去年在中国科举废除了整整一百年之后，人们再次怀念科举制度给中国人带来的唯一公正的机会，这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中国人为什么只会怀念被毁掉的好的东西，而不会去看一看邻居们还有更好的东西呢？并且努力去学一学呢？邻居能学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回到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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