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将知情权归于积极自由的范畴，“不知情权”则属免于被垃圾信息所困的消极自由。生活本身的艺术化曾是中国文化中令人迷醉的一面，如今却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烟消云散。在“更快、更高、更强”的迫力下疲于奔命、为信息焦虑症所困的人们，不妨尝试当一回“拒电族”，正如一句广告语所说的：“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那个时候，交通啊，通讯啊，都不发达，你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以后啊，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现在，近，太近了！近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喽！”电影《手机》生动反映了信息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的道德自制能力不匹配所引发的社会紊乱。最近出版的《新周刊》则以其一贯的新锐探讨了信息过剩时代的“不知情权”问题。

在蓬头垢面中开始一天的“信息化生存”，在股市行情、灾难新闻、垃圾广告、流言蜚语的残存记忆中入梦。在这个一日千里的十倍速时代，人们似乎都成了信息偏执狂，即使一天不上网，不开手机都心里发慌，生怕一不留神被时代列车落下了。有调查表明，中国网民在线时间世界第一。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北岛则以一字之诗对生活作了最精炼的概括：“网”。据《中国网民健康状况调查白皮书》透露，超过七成网民有某种程度的心理问题。

在一个知情权尚无充分保证的社会，奢谈“不知情权”是否属于伪问题？《新周刊》给出的回答是：知情权仍未成功，不知情权尚需努力。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的前言中警示了社会的两种风险：奥威尔“一九八四”式的强权与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式的欲望。如果说前者警惕的是那些剥夺人们信息的人，后者忧虑的则是人们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迷失。我们时代的尴尬在于：信息过剩与信息短缺并存，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数目字管理”与惜墨如金犹如“天书”的财政预算报告并存……

正如托尔斯泰所言：“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很多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永远是稀缺的：当年福特公司的一个大电机出了故障，一位叫斯坦门茨的技术专家用粉笔在电机上做个记号：“将此处线圈减少16圈”，事后要价一万美元：用粉笔画一条线一美元，知道在哪里划线9999美元。在这个“一键即得”的GOOGLE时代（或曰百度时代），如果缺乏信息的梳理与组织能力，即使拥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也不过是一个现代书柜。

早在1824年，歌德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产生伟大作品所必不可少的那种不受干扰的、纯真的，不问世事的、梦游症式的创作活动，今天已不复可能有了。今天我们的作家都要面对公众……对于进行创作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妖氛，一种毒液，会把创造力这棵树从绿叶到树心的每条纤维都彻底毁灭掉。”身处今天这个喧嚣时代的我们更应承认知识贫困的现状：除了引用还是引用，除了重复还是重复，我们的确缺乏原创！哈耶克曾不无嘲讽地称公共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如果99％的经济学论文没有发表，世界照样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对照一下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的宗旨，苛刻地说，一些读书人其实谈不上有多少新知，撇除所谓的文人趣味，也不曾领略过真正的生活，充其量是“知道分子”罢了。

康德主张“我们必须推拒知识，为了给信仰留出地盘。”索尔仁尼琴则认为：“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知情，还是不知情，这是个问题。如将知情权归于积极自由的范畴，“不知情权”则属免于被垃圾信息所困的消极自由。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梭罗的哈佛高材生选择了凡尔登湖，在那里耕地、种菜，过起了最原始的生活，不过这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人生哲学的积极探求，“什么新闻！懂得什么是永不衰老，这要重要得多！”在林语堂看来：作为“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中国人“明白同一棵树的早晨与夜晚、明朗的白天与迷雾的清晨，影子和色彩是怎样的不同”；而作为“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的美国人，如能有短期的休息，或许会产生新的惠特曼，新的梭罗与新的罗威尔（Lewell）。生活本身的艺术化曾是中国文化中令人迷醉的一面，如今却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烟消云散。在“更快、更高、更强”的迫力下疲于奔命、为信息焦虑症所困的人们，不妨尝试当一回“拒电族”，正如一句广告语所说的：“生命就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

 　　　　　　　　　　　　　　　　　（编辑　刘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