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克强和张学玲是一对小夫妻，在黑龙江省肇源县义顺乡六合村一所学生总数不到60人的小学里，分别担任一、二年级的班主任。熊克强就出生在六合村，张学玲来自临近的肇洲县，二人是绥化学院（原绥化师专）地理系的同班同学，2004年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他们的身份是黑龙江省“村村大学生”计划的大学生志愿者。志愿服务期到2006年7月就结束了，但他们并未考虑过离开。

　　2006年11月，他们再次签订了一份为期6年的志愿服务协议，而从7月份起，每月600元的生活补助就没有再发放过，但他们仍在正常上班。

   早在1980年代，志愿者的概念被引入中国，当时在天津出现了第一个社区志愿者服务协会。1994年，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成立。团中央组织的大学生志愿者支援西部建设行动影响广泛，徐本禹更是通过“感动中国”将志愿者的概念进一步传播。

   很多省市也大力推动志愿者服务，或者在某些行动中借用了志愿者的概念。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理事、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说：“从地图上看志愿行动的分布，与全球天主教、基督教的分布是大致重合的。在缺乏基督教背景和发展水平极不均衡的中国，推广志愿服务难以避免地遭遇一些尴尬。”

   2006年，黑龙江省推行的“村村大学生”计划便出现了这样的尴尬。

   志愿者的迷茫:

   张学玲现在对自己的身份感到不确定，“感觉就是个代课老师，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他们抱怨着恒定不变的600元，因为教师的待遇在不断提高，基本已经在每月1000元以上，而且每年按13个月发工资。校长谢连春也替他们打抱不平：“（省里的政策）给我的感觉就是，现在缺老师，国家雇你顶岗，什么时候老师够了，你就可以撤了。”

   显然，在张学玲那里，对志愿服务的理解不是“自愿、不计报酬和利他的”，而是当成了一份正式工作。在回答为什么继续签6年的志愿服务协议时，她说：“不签就失业啦。”她一直以来的理解是，当完两年志愿者就能转为正式教师，而且“看我们这两年的表现，也应该给我们转为正式老师。”谢连春校长对二人工作的理解是，“分的时候说的是两年的志愿期，如果愿意继续干，就转为正式的教师。后来这个说法就变了。”

   不光张学玲和他的同事们这么认为，就连当地教育部门一开始也是把他们当作正式工作人员看待的。在来六合村小学工作不久，他们就填写了小学一级教师定级的申报表。在以为一切会按部就班发展时，2006年7月，他们忽然意识到身份成了一个问题。张学玲说，如果早知道工作不稳定，也不可能结婚，到现在，“只能干了，干一天算一天”。

   与熊克强、张学玲一批于2004年到农村服务的应届大学生共有1123人，像他们二人这样在两年后搞不清自己身份的情况绝非个别。说这是对政策的误解也好，不同理解也好，现在必须对派遣这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到农村的政策背景进行一番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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