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应试教育的百般弊端，屡每为国人所诟责，俨然成为了“中国教育体制极端落后”的代名词。

    9月30日，中国新闻网登载朱大可教授所撰写《应试教育引发深度危机，成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一文，再次向应试教育猛烈开炮。

    从声称人成为具有“应试人格”的“人才产品”，到断言中国工业产品陷入廉 价怪圈的“中国制造”面临的环球危机，又到预言“知识体系围殴下，科学、民主和创新等人本主义价值，遭到了难以修复的重创”，即“应试教育引发的不仅是教育危机，而且是国民和国族的政治危机”，再到最后开出“药方”：“从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修正‘以考试应万变’的教育方针”。 朱教授的这些言论不可不谓振聋发聩、直剖心腹。

    然而，在笔者看来，朱教授所说虽是肺腑之言，也一定意义上切中了时弊，但是，未必就是全然正确，更未必是可取之策。

    别的暂且不说，单就朱教授的思想方法而言，未免有失于偏颇。为达到批判应试教育的目的，自是少不了对它的否定，可朱教授行文所展现的“栽赃嫁祸式否定”就令人不敢恭维了。把种种罪名都拼命地往应试教育的脑门子上扣，固然可以通过文本之内的硬性逻辑推演来达到，却失真于客观事实，倘若依据这种思想方法的话，岂不是要应试教育成为一切不幸的根源，包括某人伤风感冒了也要骂一句“可恶的应试教育！”，而非“可恶的感冒病毒！”呢？

    科学的否定精神绝非“一棍子打死”，而是辩证地容纳了否定与肯定的双重因素，它从不回避事物本身缺陷与可取之处并存的客观现实。我们要看到它的缺陷，以便将其超越，也要看到它的可取之处，以便为一切可能的超越提供必要的依据与起点。对待应试教育也须如此，倘若仅是看到了它的缺陷，即使这对这缺陷揭露得再怎么深刻，而不能同时看到其可取之处的话，这种否定充其量只是锋芒毕露的“伪否定”，因为，丝毫未曾容纳前者可取之处的它不会具备建设性，失去了依据与起点而妄图一步登天的它也不会具备可行性。

    有了前面对朱教授明显偏颇思想方法的剖析，再看看他开出的“药方”，我们只能哑然苦笑了。前面明明打着“应试教育是万恶之源”的旗帜，不知不觉又改旗易帜为“官僚制度论”。前后矛盾或逻辑不一之嫌我们姑且不提了，单就这个“药方”本身而言，恐怕也是“药效甚微”，因为，改革应试教育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实践活动，不会凭着谁人一番“纸上得来”的高妙言论就能够“嘴”到功成。

    总之，应试教育应作两面观，这是对其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之一。倘若只是毫不负责地将其全盘否定，多半只是极端理论的一厢情愿，也未必见得会比“百般不是”的应试教育体制高明。（司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