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或者我们，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沦落成了杂货铺式的知道分子，市场化的知识买办，攀权附贵的知识炫耀者，和眼光狭隘的知识工人……知识分子本身最该具有的那份风骨和血性，稀缺或早已荡然无存。沉默是金。
但是人大教授张鸣终于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巴，将象牙塔里包裹的那些“不平”，嚷嚷得网上网下尽人皆知。
中国学术的行政化、大学的衙门化早已固化为我们习惯的生存态势，张鸣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螳臂挡车，振臂高呼？个别人，包括我，难免会有一些不纯洁的揣摩———也许他和院长李景治之间真的会有某种与公无关的个人恩怨吧。
借题发挥？也许是吧？但又有何妨呢？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超凡脱俗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制度的缺陷，潜文化的恶俗，会使渴望公正和自由的心灵备感掣肘，也会使一些本不该有交集的人际关系剑拔弩张。
不管何因吧，张鸣终于鼓起勇气，张开嘴巴，发出了可贵的一声吼，我们原本司空见惯太久的雾气沼沼的现实，被强行撕开一条口，透进了刺目的光。
在我看来，张鸣用他的一次实际行动，救赎了他作为一个真知识分子的良心。
关于“知识分子”，《大英百科全书》中的定义是“知识分子并不只是知识的拥有者，而是在拥有知识并作为知识从业者的同时，始终是社会的批判者。”
自古以来，中国学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学者马寅初对知识分子的概括则相对更简洁，那就是“言人之所欲言和言人之所不敢言。”
但，这又何其难！在衙门化和权力化阴霾中存身的教授和老师，又何止张鸣一人？是怎样的修炼和造化使得他们能三缄其口，委曲求全？
这真的是某种悲哀。
他们或者我们，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沦落成了杂货铺式的知道分子，市场化的知识买办，攀权附贵的知识炫耀者，和眼光狭隘的知识工人……知识分子本身最该具有的那份风骨和血性，稀缺或早已荡然无存。
中国百家林立、错综复杂的人生哲学，使得每一个逃避真相和良心拷问的文化人都能找到某个灵魂的避难所，绵延了几千年的华夏文化兼容并蓄，但也失去了某种果敢和明朗，变得越来越暧昧和中庸。
萨特，虽然深深沉醉于自己所营造的词语世界，但他在“词语”之外的现实中也同样锐利和锋芒。而我们太多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龟缩于自己的书斋，他们仅仅在理论中鲜活，却在现实中枯萎。
而张鸣显然是不愿做这种人格分裂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博客中曾这样写道，“这样下去，我不知道外界对我们的学术，还有没有起码的信任，国际学界还跟我们玩不？我完全知道，我面对的不是一个院长，而是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所拥有的能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封杀我，甚至毁灭我。说实在的，面对这样的威胁，我并不是不害怕，但我更害怕的是学界的堕落和学人的沉沦，我实在忍受不了在堕落和沉沦中苟活。”
不愿苟活的张鸣，选择用嘴巴忠于自己的良心。网上网下，是汹涌澎湃的叫好声、附和者和声援军。
蜉蚁撼树，张鸣的前景也许是可以想见的苍茫和蹉跎。但他终于用一己的殉道，成全了那么多随声附和者，使他们在毫发无损中收获了一逞口舌之快的满足。
（本报记者：王坤）
张鸣事件回放
3月12日，张鸣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题为《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一文，称自己得罪了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或将“被赶出人大”。
3月13日起张鸣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掀起有关“学术行政化”的公民讨论。
3月14日至15日，张鸣在博客上继续撰文详述自己如何与李景治“结怨”，并称“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已经把教师变成了奴才”。
3月16日，张鸣被撤去政治学系主任一职。李景治在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主页上发表致全院师生员工的一封公开信，认为张鸣把单位内部的问题拿到媒体上大事炒作，对学院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3月17日，李景治发致全院师生员工的第二封公开信，回应《谁要“逼”走张鸣教授？》
3月19日，李景治发表第三封公开信，首次正面涉及“学术行政化”问题。
3月20日，李景治发表第四封公开信，对张的“人格人品”提出质疑。张鸣则在博客上对李景治的四封信做出回应。
3月21日，有媒体报道称，学校正在研究与张鸣解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