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

王本陆

摘  要：对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不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存在着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中，不问国情论是新课改理论专家所坚持的，它承认新课改脱离国情，认为适应国情论是过时的观念，国情是可以改变的，课程改革不必适应国情而贵在适应潮流和真理。这些认识，值得商榷。第一，关于要不要适应国情的论争，贯穿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而历史发展的基本结论是只有适应国情才能获得成功。第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适应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教育的一般规律、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律和中国现代教育的特殊规律。适应真理最核心的工作，不是脱离国情去宣扬空洞的理念，而是要深入研究中国基础教育实际，全面把握中国教育的国情。第三，国情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历史存在，人创造历史又为历史所创造。国情不能随心所欲地改造，只有深刻地洞察国情，积极利用国情资源，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主体能力，才有可能积极改善国情。由此可见，不问国情论是站不住脚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坚持从国情出发的思想原则。为了健康地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深入揭示课程改革的国情制约性规律，努力全面地、辩证地、理性地认识中国国情，能动地适应中国国情。

关键词：课程改革；基础教育；适应国情论；不问国情论；新课改

新中国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俗称新课改，为简便起见，下文亦用新课改指称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自启动以来，已经有了数年时间。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一些问题逐步暴露出来，甚至呈现出“乱象丛生”、“举步维艰”[1](P4)的局面。近年来，围绕新课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热烈反思，不同观点产生了激烈交锋。在理论反思和思想交锋过程中，一些深层的理论问题日益凸现出来，例如，课程改革要不要从国情出发？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推倒重建是恰当的课程改革方式吗？等等。对这些课程改革的深层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学术探究，对于建设发展我国课程与教学理论，优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想尝试就课程改革要不要从国情出发的问题，作些理论思考，就教于诸位同仁。

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在关于新课改的诸多争鸣中，不断提及一个基本问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不要从国情出发？新课改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围绕这个问题，当前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

适应国情论的基本观点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从本国实际出发；新课改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难免会出现严重问题。这是众多新课改的理论反思者所共同坚持的基本观念。正如有论者所言：“世界各国在课程改革中的创新和进步，我们应当很好地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认真学习。……在学习汲取时也还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校与教师队伍的发展水平。照搬虽然省力，但再好的思想、理论和办法，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搬过来，都不会有好结果。”[2](P38)有论者强调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需要建立在现实的实践基础上，不能盲自地将国外的一些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们必然的选择。”[3](P5)还有论者主张中国教育本土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并合理借鉴异国经验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强调“要科学认识我国基础教育的国情”、“要客观认识我国教育本身的特点”、“要充分认识国情对教育实践所造成的异化”、“要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4](P12—14)。应该说，这些论者讨论课程改革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明确强调了一个基本观点：不论是课程改革的理论还是实践，都不能不顾中国国情。

针对人们指责新课改脱离国情的批评，新课改的权威理论专家隐晦地提出了不问国情论的思想。这一观点是这样论证和表达出来的：“有人抨击这次课程改革的理念是‘理想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其实，‘不适国情论’不是什么新东西。20世纪20年代，国民党老是在宣传所谓中国的国情，当时《大公报》发表社论《贵顺潮流而不贵适国情》，抨击国民党说，我们珍贵的是符合时代的潮流，不是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国情是人造的，是可以改变的。‘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所以，‘不适国情论’的逻辑可以休矣。”[1] (P7)在这一段话中，论者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但显然赞同《大公报》的论点，这就是凡事不必考虑国情，只须适合真理。联系到论者反驳新课改“不适国情论”的语境，这段话的确隐晦而坚定地表达了一种信念，这就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必适应中国国情；有鉴于此，我们姑且称之为不问国情论。同时，它也间接承认了一个事实：新课改是脱离中国国情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从逻辑层面看，对新课改脱离国情的批评，有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一是事实确认的层面，即新课改脱离了国情，对国情关注不够；二是价值判断的层面，即这种不问国情的行为是不恰当的，是错误的。同样，反驳这种批评，也有呈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一是举证事实，即新课改没有脱离国情；如果新课改真是从国情出发的，只需澄清事实（举出适应国情的证据），即可驳倒对方的立论；二是价值论争，当在证据层面无法反驳对方的批评时，就只能想法驳倒对方的价值判断，即论证不问国情的行为是恰当的、合理的。从这段文字看，新课改理论专家正是在承认对方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极力对对方的价值主张进行反驳，认为适应国情的主张既不新鲜也无道理。它着力阐明的观点是：新课改不必适应中国国情，而是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国情。这说明，新课改理论专家不仅自己承认新课改不问国情，而且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一点，并蔑视对新课改不问国情的批评。由此可见，论战双方在新课改不问国情这一事实判断上，已经没有多大分歧，而大家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则存在着巨大鸿沟。

概括地说，在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不要适应国情的问题上，一般的教育学者与新课改理论专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分歧。一方主张课程改革要从国情出发，另一方则认为课程改革可以不问国情。如果纯粹是学术论争，双方自然可以各抒己见，再偏激的观点也有其片面的深刻性和启发性，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是，新课改首先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必须诉诸于公共理性，即关于社会公共事务的理论主张和行动策略必须建立在全社会的基本共识之上。由此，我们想提出一个问题：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二者谁更具公共理性呢？毫无疑问，适应国情论乃是全社会的基本共识。新课改以不问国情论为重要的思想基础，改革的理论和行动都不顾中国国情，这是有悖于社会共识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的重大社会公共事务，可以抛开社会共识而信马由缰呢？这难道不值得好好检讨吗？另外，不顾国情的课程改革，会把中国教育引向何处呢？它会有前途、有希望吗？对此，希望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来共同关注和认真探讨。这是因为，课程改革终究是全国人民的事业，它不是个别人的游戏和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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