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究竟何谓“借鉴”？何谓“翻译和组装”？                  

说新课改是所谓“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是“盲自地将国外的一些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这是《王文》给新课改冠以“不问国情论”的第二个理由，其归纳的高度真有点“吓人”，帽子可谓不小。                    

《王文》对“适应国情论”者教育改革应然理论基础的观点是这样引用有关原文介绍的：“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并合理借鉴异国经验来建构自己的理论”。——这当然是不错的，表述得非常周延而稳当。

同时，《王文》对“适应国情论”者武断地指出新课改“盲自地将国外的一些理论进行翻译和组装之后就成为我们进行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说法是认同的，而且断言新课改是“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王文》这一认同是不妥的。“适应国情论者”是“……合理借鉴异国经验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新课改就不是“合理借鉴”吗？汉语的感情色彩是非常明显的，对新课改借鉴国外理论就被说成是“翻译组装”，是否有故意上纲上线而“妖魔化”之嫌？                     

但是请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以下简称《纲要解读》）⑶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明确写道：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即使就所谓“适应国情论”者大加挞伐的新课改借鉴的“建构主义”理论而言，《纲要解读》也指出：“我们主张在统整各派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汲取该学说的合理内核，并从知识观、学习观、课程观、教学观四个方面建构素质教育的理论框架。”⑷

请问：这究竟应该说是“借鉴”还是“翻译和组装”？王本陆同志能否对“借鉴”和“翻译组装”的概念有所界定？                      

其实，我们真的不用过多地盯住新课改借鉴了什么国外教育理论且大加挞伐。如果新课改借鉴了不该借鉴的理论，那么就对那种理论进行直接的分析、批判好了；如果认为所借鉴的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那么就尽可能地摆出“国情”与所借鉴理论之间的差距、矛盾和不可行之处即可，而且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可是迄今为止，我们未见指出“建构主义”的谬误、指出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分量且令人信服的文章，更没有看到对比性实验验证的报告。充其量，有的人大而化之地以“建构主义”在国外曾受到某某名人的批评或“摒弃”等作为作论的材料——其实，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们难道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初还不是在国外四处遭到批判，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被驱逐出境？连《共产党宣言》自己也承认它是“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笔者并无意借此说将“建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论之，但道理是相通的）。                         

怎样看待借鉴国外的教育理论，进而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逐步加快的背景下，在国际上不断产生不同形式 “共同体”的大环境下，我们难道不应该有具有国际视野和“拿来主义”的思想准备？                           

我们在重视中国国情的同时，不可忘记：解放前，我们“拿来”了被国民党斥之为不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陶行知“拿来”了至今还有人不屑一顾的杜威的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创乡村教育新局面，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使他成为被毛泽东唯一誉为“人民的教育家”的中国教育改革先驱，而且他的理论至今对我们仍有诸多启迪和帮助，学陶师陶在全国蔚然成风；解放后我们也“拿来”了当时还算进步的苏联凯洛夫教育学，使我国的教学更快地脱离了旧中国落后的教学方式、方法，取得了中国教育上的某些发展；改革开放，我们“拿来”了国外的许多管理经验和体制，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促进了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全国各地建设经济开发区，不仅是“拿来”，而且“请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过了十多年，那些技术就成了中国的技术，而且还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创新，那些产品也成了“中国制造”畅销国内，出口国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的电视工业和汽车工业的惊人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             

看来，“重视国情”与“固守国情”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重视国情中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内容与固守国情中应该“更新换代”乃至应该摒弃的东西也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鲁迅就曾对中国“国情”中的那些糟粕进行过无情的鞭笞和辛辣的嘲讽。——李光耀、金咏三在上世纪90年代曾发出“呼应式”的预言：“21世纪是儒家文化引领世界潮流的时代”，这虽然是两位总统对亚洲文化似乎过于自豪的激昂之言，但是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世界各国对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宽容、认同和吸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有世界许多国家人民那样宽广的文化情怀？我们应该在保留包括教育在内的民族文化本源的基础上，广泛接受世界各国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动辄以“适应国情”而实际是“固守国情”的武断之言来棒打对于国外某些理论、文化的借鉴和吸纳。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包括教育在内的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如果无视这一点，新的惩罚将会等着我们。                        

邓小平指出，教育要“面向世界”，这确实是非常英明的。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九三年纲要）在论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时，也明确将下列要求列入“原则”：“必须坚持教育的改革开放，努力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结构、教学内容和方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 ⑸但纵观《王文》，从头至尾却一句也没有提到“三个面向”之中的任何一个，通篇谈的是空空洞洞的所谓“国情”，而且“国情是决定课程改革的主要社会因素”。我们不知道《王文》再三强调之“国情”究竟包含了那些深奥的内容，竟如此讳莫如深。

邓小平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是英明的，中央有关教育改革的决策是符合改革开放精神的。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地球变得如同一个村庄，欧洲也统一了货币——全球一体化，科技、经济、教育乃至文化的互相渗透、互相借鉴、学习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如果不“面向世界”，没有国际视野，我们如果不从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考虑中国的教育改革，我们如果不会聪明地“拿来”，我们就会总是被别人“拿去”并反过来进攻我们。                    

殊不知，全世界已经有很多的孔子研究会、陶行知研究会、孔子学院，日本对于中国孔子的儒家理论、孙子兵法等都是非常看重且深入研究的，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某些研究甚至超过了我们的国内水平。我国有一个教育考察团曾经赴德国考察职业教育，可是他们的教育行政长官却告诉考察团，他们职业教育是从陶行知那里学来的，是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如“工学团”）给了他们极大的启示和帮助……

如果我们等到别人把中华文化的精粹学到手并加以改造反过来加强了他们与中国竞争的实力之时，那时我们也许会捶胸顿足，悔之晚矣！难道我们还要让西方列强用从中国学到的火药技术反过来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悲剧重演吗？                           

“拿来主义”是鲁迅的著名观点，但实践得最好的恐怕未必是中国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逐渐学会了“拿来主义”，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这是令人欣慰的。

笔者这样说，并非赞同《王文》所批判的真的“翻译和组装”国外理论成为我国课改的理论，笔者的意思是说不必纠缠一些理论的“出生地”。不论出自何方的理论、经验，只要确实能被我们成功地灵活运用，并取得实效，为什么不能“拿来”？在我们成功运用“拿来”之理论、经验的过程中，也必然要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成为我国的教育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它们会深深地打上中国国情的烙印，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为我们所借鉴的某种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可行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小班化教学”的方法、理论，从总体上来说不适合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国情”，但对于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小班化教学的地方或学校，对于农村中由于自然环境限制一直是客观上的小班化教学的区域或学校，那就并不是全然没有参考、借鉴价值。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王文》曾大段阐述过毛泽东对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例子，笔者是赞同的。不说国外理论，就是我们国内各校、各地区之间也还存在着众多差异，甲校、甲地非常成功的经验如果照搬“组装”到乙校、乙地，照样也是行不通的，这是常识，是无须论述的问题。新课改的组织者不至于无知到这般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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