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
——兼与王本陆同志商榷
应学俊
摘要：教育改革“不问国情”是不可能的，但是，以怎样的思想方法全面而辩证地看待国情以及础教育的国情，怎样理解“能动地适应国情”，这是至关重要的。教育改革如果忽视以邓小平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理论为指导，如果忽视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教育改革多次决定的精神，如果不从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结合的层面并以“现代、世界、未来”的国际视野来思考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那么我国的教育改革就不能“能动地适应国情”，就会始终被动地落后于国家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就注定会步入歧途。这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大而化之的空谈要不得，非此即彼的片面思维方式和论风应该停止，因为它对学术讨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利。
关键词：中国国情 课程改革 适应国情论 不问国情论 非此即彼
一看到王本陆同志《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⑴（以下简称《王文》）这篇文章的题目，笔者就迫不及待地想拜读。因为文章的标题太吸引人了，凸显高屋建瓴——多好的标题啊！笔者非常想从这篇文章中知道：对教育、基础教育来说，中国的国情究竟是怎样的？在这样的“国情”下，课程改革应当是怎样的？已经怎样了？
然而当读完全文后，笔者失望了。因为王本陆同志文章中无数次提到“国情”、提到“从国情出发”，文末还明白无误地提出“国情是决定课程改革的主要社会因素”，可唯独并没有具体分析和阐述就教育而言中国的“国情”究竟是什么，顶多也只是说到“国情”包括哪些方面而已；而对于课程改革的论述，笔者也不能完全赞同，因为文中多有非此即彼的片面性论述，难以让人信服。
笔者想要了解的东西没有得到，于是只好自己认真思考、研究一番。这就引起笔者也想谈一谈“中国国情与课程改革”问题。当然这个题目似乎太大，笔者也似乎没有王本陆同志的驾驭能力，所以只能就王本陆同志所论述的一些问题展开。
一、所谓“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
《王文》在第一部分首先人为地将课改理论论争分为“适应国情论”和“不问国情论”。对“适应国情论”明显肯定的介绍自不必说，而对新课改冠以“不问国情论”的主要理由有二：
一是说“新课改的权威理论专家隐晦而坚定地提出了不问国情论的思想”，论据是钟启泉教授在《中国课程改革：挑战与反思》（以下简称《钟文》）⑵一文中反驳对新课改冠以“不问国情”的帽子时所引用的例子，即解放前《大公报》针对当时国民党老是在宣传所谓中国的国情，发表社论《贵顺潮流而不贵适国情》予以抨击。《王文》接着归纳：新课改的权威理论专家明确地阐明“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国情。这说明，新课改理论专家不仅自己承认新课改不问国情，而且是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一点，并蔑视对新课改不问国情的批评。”
二是以上引文中的所谓“重在用西方的真理来改造中国的国情”。
《王文》这样以偏概全非此即彼地运用归谬法来给新课改戴上“不问国情”的帽子，这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因为，《钟文》接着所举解放前《大公报》有关抨击国民党总是宣传所谓“中国国情”的例子后，明白地阐述了对 “适应国情”这一观点的应然态度和做法：“我们在思考教育问题的时候，需要兼顾两个维度——‘现实维度’与‘未来维度’，这两个维度也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需要求得‘变与不变’两者的统一，而两者的统一只能通过改革实践本身来解决。中国最大的教育现实就是教育发展不平衡……”“‘发展是硬道理’，西部地区的教育不能永远落后，不能被‘唯条件论’牵着鼻子走。我们正是要通过课程改革来推进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笔者不知道王本陆同志为何不引用《钟文》这一段话来分析批驳一番—— 是疏忽了没看见还是有意避开，好使自己的观点立论更容易一些？笔者以为是后者。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示和思想是国人一致公认高瞻远瞩的。我们在考虑教育改革的时候，如果不从“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考虑，而仅仅是考虑眼下“现实”的国情，那么就只能使教育始终“适应”亟待改革的当前“国情”，教育也将始终落后于国家改革发展的进程；诚如是，怎样能够体现“三个面向”中的“面向未来”？怎样使中国教育更快一些地发展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
其实，实事求是地说，课改理论论争的双方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宏观目标——即克服基础教育固有弊端上，大方向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从“主体性教育实验”和“新基础教育实验”等见诸媒体的教育文献中可以看到。所以，王本陆同志无须用这样非此即彼的手法来极端化课改理论论争的双方，从而把理论论争人为地变得水火不容甚至上升到某种吓人的“高度”；而应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地就事论事、就理论理，这才有助于学术探讨，有助于教育改革与发展。比如，新课改究竟如何“没有从中国国情出发”？拿出理论和实证来分析、论证岂不更加有力？如果不局限于坐而论道，而是先破而后立——再拿出你认为既符合“三个面向”又“适合国情”的课改思路和系统方案来，岂不更令人信服？ [1] [2] [3] [4] 下一页 |
